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计划为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提供22亿美元。图为正在维修的阿利伯克级“菲兹杰拉德”号驱逐舰。
近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批准通过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根据这份法案,美国明年的国防预算将达到85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经济状况不佳、财政赤字面临失控的情形下,美国仍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不仅充分暴露其穷兵黩武的本质,也将对未来国际安全形势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加大前沿军事技术研发力度
据悉,美国此次国防预算投入的重点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军用5G技术、量子计算与加密运用等,这些也是构成美军“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作战概念的关键性技术。通常情况下,美国的国防预算开支包含两大部分。一部分由美国国防部支配,用于保持美军内部运转、维持美军全球军事行动、采购武器装备、开展颠覆性军事技术研发等,另一部分由美国能源部等单位支配,主要用于美核武库的维护和升级改造等。在此次公布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美国将用于颠覆性军事技术研发的经费提升至1301亿美元,比2022财年的1120亿美元增加181亿美元,增幅超过16%。
此外,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在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核武器预算依然处于历年最高。美国计划投入63亿美元建造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投入50亿美元打造B-21轰炸机,投入36亿美元研制新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以不断提升“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同时,美国计划投入48亿美元用于升级核指挥控制系统,强调发挥战术核武器潜在的实战运用可能。
借口“大国竞争”提升战备能力
近期以来,美国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务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战略文件,声称由于竞争对手的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导致美国的相对优势不断缩小,并强调应对“大国竞争”仍将是美国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目标。
从2023财年国防预算的分配可以看出,美国借口“大国竞争”提升战备能力的举措具有明确针对性。例如,为加强对俄罗斯的军事遏制,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专门列出一项“欧洲威慑倡议”,用以支撑对俄军事遏制活动,其中包括投入47亿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研发,以弥补与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差距。此外,2023财年国防预算为所谓“太平洋威慑倡议”拨付61亿美元,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足够战略资源和军事能力,具体包括提升驻太平洋地区美军导弹防御能力、部署陆基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及增强驻太平洋地区美军的前沿部署态势等。
同时,美国还进一步优化美军装备结构体系,重点加大对远近程火力、各军种作战平台、作战网络、防空反导及战场基础设施等针对性战备能力的投入。例如,2023财年国防预算专门拨款80多亿美元采购高优先级弹药,包括1.2万余枚AGM-179空对地导弹、2万余枚精确制导火箭弹、1700余枚MGM-140“陆军战术导弹”、4000余枚远程反舰巡航导弹、2600余枚“鱼叉”反舰导弹、3500余枚“爱国者”防空导弹、6000余枚AIM-120空对空导弹及1500余枚“标准”-6中程防空导弹等。
穷兵黩武危害世界和平
纵观历史,美国一直痴迷于通过武力等手段扩张势力范围,谋求世界霸主地位。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在制造“假想敌”,幻想自己受到某种威胁,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制造事端。例如,美国以“反恐”之名,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相继推向战场;美国不顾俄罗斯强烈反对,积极推进北约东扩,频繁对俄进行挑衅,最终引发俄乌冲突。
美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自然需要庞大的军费作为支撑。事实上,自2018财年起,美国的国防预算一直呈上升趋势,并逐渐进入增长“快车道”。拜登政府执政后,更加强调以技术优势获取装备和作战优势,扩大与竞争对手的军事代差,导致军费开支大幅提升。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穷兵黩武是破坏世界和平的最大祸源。可以预见,在持续高额军费开支的支撑下,未来美国的全球军事活动还将更加频繁。而美国这种通过无限增加军费开支来追求霸权和所谓绝对安全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不仅无益于地区安全形势,还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给未来国际安全形势发展带来极大隐患。
(作者:方晓志,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报告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当前,国内对于算法治理的基本思路和框架都是清晰的,而分级分类精准治理的模式应当可以解决如何落实的问题。”在日前举办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谈及算法治理的现状,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梁正表示,算法分级分类本身不是目标,而是要针对不同风险场景配备不同监管规则。
论坛由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主办。其间,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平台经济反垄断观察报告》。
记者了解到,《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2022)》,梳理了国内外的多项法规,结合热点事件及应用场景呈现了算法治理现状,并发布千份算法治理调查问卷了解公众对算法公开和算法治理的了解程度和基本态度,最后基于多方调查分析,给出了当前算法趋势观察以及未来治理方向建议。
报告发现,目前国内算法治理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企业的算法公开主要依靠官方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或在舆情事件发生之后。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半受访者承认算法让自己的使用体验更好,但仅一成受访者认为企业算法公开做得很好,逾六成的受访者称曾遭遇“大数据杀熟”;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在数据、算法方面治理政策进展显著,在平台与应用方面的政策和落地尚需加紧。”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伦理有三个相当紧迫的问题需要被正视:首先,人工智能应当被适度使用;其次,目前人工智能服务知情同意落地艰难,被迫知情同意普遍存在;最后,目前用户数据的授权撤销在人工智能服务中存在巨大挑战,需要监管和更高层的网络服务提供方联合提出更合理的政策与解决方案。
针对日前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表示,从算法治理角度来说,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之前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思路有所不同,前者采用了一种“三位一体由的数据与技术规范。
具体来讲,由于深度合成技术的门槛较高,技术支持者也被纳入了监管范围内。比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提供智能对话、合成人声、人脸生成、沉浸式拟真场景等服务,应当进行显著标识,这就将更重的责任落在了服务提供者身上。
中国社科院科技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提到,算法治理需要构建可信任的算法认知,而这需要产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产业要努力提升算法精准性、透明度,减少偏见,减少歧视;消费者则需要提高数字素养,提升算法意识,加强在人机互动中自主性、控制感和协同意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