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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张少宣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刘关关摄

　　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

　　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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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余典范（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主要指其受到外部冲击后能恢复原样甚至达到更理想状态，在极端情况下能够有效运转，在关键时刻能够反制封锁打压，并能够在价值链中获利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尽管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产业体系较为完整的国家，拥有潜在的产业稳定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但在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上还受制于人。当前，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已经上升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高度，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增强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需要改变传统上只注重经济效益的观念，统筹发展与安全，充分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的溢出效应，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协同发展。

　　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加快提高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未来应重视以下方面的工作：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应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考虑维度。基础设施包括港口、铁路、公路和仓储等，涉及跨区域的规划、建设，需要建立协同机制，将物流运输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考虑进去。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致力于为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提供更为精准的信息服务、分析与预测，以进一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响应速度。

　　建立重点产业的关键产品目录。通过竞争性政府采购这一符合国际规范的方式，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所必需的关键产品和零部件提供支持，在研发补贴与市场应用方面为国产替代创造机会，促进生产本土化并补足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

　　强化各部门、各区域之间的协同机制，推动各行业、各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进一步深化部、省（市）合作，对一些涉及供应链的基础性、紧迫性、共性问题加以针对性解决，如重点产业的技术研发、劳动力教育与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供应链短板进行持续改善，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在重点行业共同梳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图谱、断链风险图谱，形成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清单、供应链合作清单以及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清单。在资金、人才、平台等方面强化对这些领域的稳定性支持，形成强化供应链韧性的合力。利用现有的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通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强化我国供应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跨区域运输、人才流动、产业分工的合作水平，畅通供应链循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增加对国际上高水平供应链企业的吸引力。

　　加强我国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区域合作机制。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过程中，我国企业应加强与全球特别是区域重要供应链经济体的合作，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可以借助已有的区域贸易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利用我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推进的机会，强化主要贸易伙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环节跨境联合清单，推动信息共享、常态化协商等合作机制，在发生负面冲击时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同时，利用这些全球、区域合作机制，我国企业应积极“走出去”，通过开展海外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设立海外制造基地、进行海外跨境的产能合作等方式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布局，构建更加稳定、多元的供应链网络。

　　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尽快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大数据平台系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的提升提供智慧化的平台支持。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借助历史数据及算法模型等，通过模拟、预测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实现对重点产业供应链生产、销售的分析和优化。可以根据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人员、原材料、物流联动的强度和分布，做好产业链供应链的动态优化方案，提升供应链的应急响应能力。

　　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核心能力。相关部门应尽快梳理、摸排数字化领域重点技术发展清单，推出国家专项支持计划；鼓励数字化改造服务商做大做强，设立行业数字化改造标杆，引导龙头企业转变为数字化改造方案提供商，鼓励重点数字化企业牵头参与本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的制定，提升服务能级，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围绕重点产业领域推动产业电商平台集群建设。在细分重点领域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电商平台企业，围绕平台企业形成规模庞大的优质的一级、二级供应商，并以此带动多个领域形成万亿级规模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领域数字化供应链产业联盟，促进产业电商集群发展。同时，在产业电商平台领域规范反垄断监管，积极引导市场有序竞争，保障其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数字贸易规则是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和各方博弈的焦点，也是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在内的110多个区域贸易协定都设有数字贸易章节，同时签署独立的数字贸易协定如《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成为新的趋势。为此，我们应顺应数字贸易中区域及双边协定作为规则制定的主要方式，以高度依赖技术创新和数据跨境流动的数字服务为发展重点，分步骤制定如智能网联汽车、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的数据分级分类标准和重要数据目录。用足用好进博会、服贸会等贸易展会平台，强化数字贸易核心议题的交流协商，与国际组织、数字贸易主要经济体、数字贸易领军企业等持续就面临的年度关键议题及长期发展问题进行交流、协商，建立共同推进机制。探索建设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相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发展体系，打造若干具有国内示范作用和全球辐射效应的数字贸易示范区。因地制宜在不同区域构建数字贸易“朋友圈”，加快数字贸易的纵深发展，强化数字贸易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06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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