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破“三关”,“跨年”涨势能延续多久?****** (经济观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破“三关”,“跨年”涨势能延续多久? 中新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夏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出一波“跨年”上涨。1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7611,涨破6.8关口,创2022年8月15日以来最高水平,较前一交易日大幅上调654个基点。 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走势来看,去年12月6日涨破整数关口7,进入今年1月份,又连续涨破6.9和6.8两个关口,美元指数则在近期涨高后又回落,仍保持在阶段性低点波动,截至10日15时报103.19。 如此“跨年”涨势从何而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去年年底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反弹,境外资本流入持续增长,充分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对物价等经济基本面充满信心。 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回升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动趋势。在美元指数没有特别大变动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持续回升,反映了国内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他还提到,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中国经济良好的复苏态势使得人民币资产成为国际资本追逐的热点,近期沪港通、深港通项下跨境资本流入增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有力支撑。 如此“跨年”涨势能延续多久?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总监庞溟对中新社记者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跨境资本流入持续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在他看来,上述表现说明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长期向好和政策面质效齐升充满信心,对优化调整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有序实施充满信心,对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市场韧性充满信心,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加速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充满信心,对中国能提供持续的、稳健的、安全的、长期的投资机会充满信心。 庞溟直言,在这些积极因素和正面预期的推动下,预计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弹性、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透明度将继续提高,全年总体趋势有望保持稳步回升、温和走强,并且逐步向中长期均衡价值水平和合理区间趋近。 王有鑫预计,2023年人民币汇率将延续波动回升态势。随着各地疫情形势逐渐达峰并好转,人员流动、交通、餐饮、消费等领域活动将逐渐恢复,市场信心将进一步增强。而欧美等经济体经济增长压力将加快显现,货币政策转向的讨论或逐渐升温,美元大概率持续回落,对人民币的制约效应减弱。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亦指出,整体看,2023年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修复和温和通胀,将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综合经济基本面与国际收支面考虑,预计2023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将呈现双向波动、温和回升、逐步趋近长期合理区间的走势。 “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双向波动,但总体上将持续走强。”郭树清说。(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